江淮史前文明拾遺
江淮xx史前文明拾遺
2018-10-24由諸xx發佈
江淮利亞史前文明拾遺
一、將軍崖岩畫
在江蘇省連雲港市區西南9公裡錦屏山南西小山的西崖上。在岩畫北側的山岩上原有一個石棚，石棚裡的崖壁雕刻著一個頭戴盔甲、身騎大馬的人像，這就是“將軍崖”得名的由來，可惜毀於文革。岩畫周圍分布著二澗村等11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和桃花澗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
研究認爲，這是目前諸夏唯一反映原始農業部落社會生活的岩畫，也是“漢族”地區首次發現的岩畫和年代最早的岩畫，還很可能是諸夏岩畫中最爲獨特的人面岩畫的發源地，距今約7000年。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稱之爲我國最早的一部天書。
岩畫位於將軍崖下的一個覆缽狀的山包上，海拔20米，山體爲混合片麻岩，硬度摩氏6～7度。山包上有一塊巨大的原生石，長3.7米，高2.5米；原生石下排放著的三塊不規則的自然石，從別處搬運而來，每塊大小爲長2米、寬1.5米左右，似與東夷先民奉大石爲社神，“下有三小石爲足”的祭祀風俗有關。其中一塊自然石身上布滿大小不等而又規則的鑿刻圓窩，史學家考定其爲“石祖”和“石足”，爲東夷先民主要的“以石爲祭”的祭祀主體。
三組岩畫就圍繞著這四塊大石，排列在北、南、東三面。岩畫分布在長22米、寬15米、面積約330平方米的黑色山坡上，線條寬而淺，粗率勁直，作風原始，斷面呈“V”形，面壁光滑，以石器敲鑿磨制而成。
第1組位於西部，長4米，寬2.8米。刻有人面、獸面和禾苗圖案，並有9個符號。最大的人面高90厘米，寬 110厘米。頭上刻一高32厘米、寬88厘米的尖圓頂飾物,上部爲一復線半圓形圖案,沿部刻有上下相對菱形的復線三角紋，中以弦紋分開。人面的口部與另一個人面的頭部相接。眼睛以兩條線勾出眼皮，再以 3條橫線表示眼睛。腮部刻有許多與五官無關的雜亂線條。其他人面的眼睛皆是在同心圓中加一圓點表示。人面大都有一條貫通的直線向下與禾苗圖案相連。
這一組還有兩個不加臉框的人面圖案,與龍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獸面紋極相似。有人認爲這是“陰陽魚”的圖案，在一些少數民族圖騰和瑪雅文化中，也曾發現過“陰陽魚”。禾苗圖案分爲 2種：一種由下向上刻4～8根呈輻射狀的線條；另一種是在第一種圖案的下部加一個三角形，中刻幾條橫線或圓點。
第2組位於南部，長8米，寬6米。左側刻一長6.23米的帶狀星雲圖案，中以短線分爲4節，左上角刻一個寬14厘米的獸面。星雲圖案用大小不同的圓點或圓點外加圓圈表示。這條磨得發白的圖案是銀河星系圖，據說經江蘇省地質隊的科學測量，它和今天子午線的角度僅差了3度55分88秒。
這組岩畫的下側主要是各種動物的頭骨圖案，眼、鼻、口、齒可辨，但無臉框。右上側有3個排列規整的太陽圖案，同心圓外加放射線14～21根，3個圓心連接成直角三角形。這是一幅太陽運行圖，有人對三個太陽的角度進行過仔細的測量，認爲那是指示冬至、夏至季節變化的標志。在這些主體圖案之間，刻有許多表示星雲的圓點或短線構成的各種圖像。這裡的石刻符號共有18種，作爲原始社會的石刻文字，在諸夏還是首次發現。
第3組位於東部，刻4個與古代傳說中天神有關的人面，用短線和圓點表示五官，其中兩個人面的頭上刻羽毛狀飾物，人面之間也間雜以圓點和符號。
在三組岩畫的附近就是祭台，祭台上有著大大小小的圓形凹坑三四個，據說是在祭祀時盛放鮮血用的。岩畫的西側有一個當地人稱爲石母的地方，是一塊岩石上自然形成的女性陰戶的標志。在北面20米左右，原來還有一個陽具石雕，可惜已被炸毀。此外，考古人員在將軍崖又新發現了一組“魚形岩畫”。
神秘的岩畫符號到底記載了怎樣的原始信息？有學者說是原始先民對土地神和太陽神的崇拜，有學者說是原始先民對谷神的崇拜，有學者說是古代先民文面習俗的遺留，還有學者說是“最早的觀星測象台”。可謂衆說紛纭。
二、龍虬莊遺址
位於位於江蘇省高郵市龍虬鎮，距今7000年~5000年前，是江淮地區東部最大、發現遺跡和出土遺物最多的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填補了江淮東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古文化遺址的空白。
遺址高2.4米，地勢低窪，呈圓角長方形，四周環水，東西長240米，南北寬180米，總面積4.3萬平方米。經4次大規模考古發掘，清理出新石器時代的房址4處，灰坑35個，墓葬402座，出土了石器、玉器、陶器、骨角器等各類文化遺物2000餘件，其中有斧、锛、刀、鋤、紡輪、砺石等石器；有角鋤、骨镞等生産工具和骨針、骨錐、骨墜、骨環等生活用具；有管、環、璜、墜等玉器。
遺址發現了4000多粒7000~5000年之間的碳化稻米，將諸夏東南沿海一帶距今5500年前的水稻栽培區從長江以南劃到了淮河以南。稻種的最初來源是當地的野生稻，經過龍虬人1500多年的人工選育，在5500年左右形成了栽培稻。
在一片泥質黑陶盆口沿殘片內壁上發現有4個似鳥似魚的圖畫，對應每一個圖畫有4個文字，筆畫纖細，技法娴熟。左行四字以直線爲主，橫平豎直，結構有序，近似甲骨文；右行四圖類似動物側視圖形，第一個似獸，第二個似魚或鼈，第三個似蛇，第四個似鳥。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兩行刻於內壁的文字符號，筆畫纖細，技法娴熟。如此圖文並茂的刻文陶片，在諸夏還是首次發現，被譽爲“中華文明的曙光”。
現在認定，高郵龍虬莊陶文與甲骨文是同一系統的文字，但比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李鵬飛教授認爲，從形體上推定，高郵龍虬莊陶文爲早於甲骨文的一個文字體系；從其文字組合來看，比較成熟，似成詞語，並已脫離了早期發現的如仰韶、良渚等遺存的單個字節，更接近成熟的甲骨文。
遺址有大量精細加工的骨角器。大多用當地的水獸麋鹿骨角制成，不僅有大型的生産工具斧、鎬和小型的生産工具叉、齒、錐、刀、匕首，而且有紡織用的紡綸、針，裝飾用的笄、墜。在骨角器的制作上，不僅使用了切割、磨制、打磨、刻劃等工藝，還出現了刳空技術，尤其是發明了可以重復換裝尖刃的復合型生産工具鎬，制作技術的精良令人驚歎，無疑是當時骨角器制作和使用的最高水平。此外，龍虬莊遺址出土的骨箸是諸夏最早的筷子。
遺址的制陶技術比較先進，古海岸的粘土沈積特別適合制陶。陶器中的水器不僅數量多而且形態復雜，如燒水、溫水、喝水的不同用途都在陶器上有所反映，並有帶雙流的釜以及帶雙流、三流、四流的壺，這在其他原始文化中都是罕見的。完整的可修復的陶器100多件，其中有10只豬形陶罐，既酷似，又誇張，其制作水平和審美情趣令人折服。最驚人的現象是在不同的文化層（4、5、6、8）內都發現了泥質黑陶。黑陶的制作技術復雜，考古學上曾認爲黑陶是青銅器的前身。在7000年前的龍虬莊遺址發現的泥質黑陶，比中原的龍山文化早了幾千年，可見龍虬莊遺址的文明程度是相當高的。
居住遺跡發現有兩種，一是幹闌式建築，一是地面建築。地面建築發現有牆基、柱洞和鋪墊一層蚌殼的居住面。由於江淮東部地勢低窪，所以在建築上都有防潮防水措施。
因當地無石源，全部石器都是外地的成品輸入（這裡臨近東海縣大熙莊爪墩山舊石器時代的石器制造場），證明古龍虬人具有相當強的商品交換意識和開放意識。
龍虬莊遺址清理了402座墓葬，不僅數量多、排列整齊，而且人骨基本完整，最奇特的是發現了7座男女合葬墓。在公元前6300~前5500年就出現了古人類男女二人的合葬，這個現象閃爍著最早的人類文明的曙光，因爲父系氏族的萌芽正起源於一夫一妻制。另外，這種在高郵最早出現的男女合葬現象，也爲諸夏文明起源東源說提供了又一個佐證。
根據出土的哺乳動物（如家豬、家犬、麋鹿、獐、梅花鹿等）和水生動物（如龜、鼈、鯉魚、青魚、麗蚌、裂齒蚌、田螺等）的殘骸、炭化稻米和文化堆積層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結果；該地區史前人類的生存環境爲蘆葦叢生、水草茂盛、水網發達的河湖沼澤濕地平原環境，氣候溫暖濕潤，年平均氣溫17℃左右。
龍虬莊不僅在文物上與大汶口文化存在較大差異，在人種譜系上也有一定偏離；然而，他們與仰韶文化的居民屬於同一譜系，特別是與裴李崗文化幾乎完全一致。可以大膽猜測，龍虬莊先民是受華南稻作文明影響的淮河上遊賈湖文化移民。而鑒於中原龍山文化的陶文與甲骨文相距甚遠，不排除中國人借用了龍虬文字符號的可能性。
三、青蓮崗文化
（一）青蓮崗遺址
位於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城東北35公裡的宋集鄉青蓮村，向北4公裡臨古淮河（又稱廢黃河），進行過四次調查和一次發掘，距今約在6000至7000年。遺址分布範圍很廣，西起嚴碼村，東至土城三棵松，約4平方公裡。中心地帶原來地勢較高，又名東崗，面積70000平方米，後因歷年挖黑土積肥，高墩變成黑土塘。地面向下2米爲洪水衝積的黃褐色淤土，再向下有2米左右的文化層。
遺址發現兩處紅燒土堆積。每處厚約l米，面積5至10平方米。另有一處發現大塊紅燒土上留有蘆葦杆粗細的凹槽，這是居住建築殘跡，可以看出當時居住址的牆壁是用植物杆塗泥，經烤幹後使用，質地堅硬，表面平整。
青蓮崗先民已經有了相當進步的手工制造技術，能夠制造精美的石器。這些石器都是用堅硬的花崗岩石和石英岩石制成的，有精致的砍伐用的扁平帶孔石斧、石鑿、石锛、砺石，翻土用的石犁，收割用的石鐮，加工谷物用的石盤等石器工具，反映出原始農業生産在青蓮崗先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從遺址清理發掘和采集到大量的陶器、陶片，說明了這時期的制陶業已相當發達，技術上已能使用輪制，但手制的方法仍然保留著，制陶工具有陶杵、帶有紡織紋的陶印模。陶器中還有陶制紡輪，說明了先民已經掌握了使用紡輪來紡織的技術。陶珠和陶管的出土，說明了先民已具備了一定的審美觀點。
在青蓮崗的發掘物中還發現了炭化後的籼稻粒，證明了水稻農業的存在。遺址中集中放置的豬的下颌骨、牛牙床、鹿角和骨刺魚镖以及陶網墜，又反映了采集和漁獵經濟的地位。遺址中蘆席上的“人”字形圖案，與今天一些農民的蘆柴席圖案幾乎沒有什麽兩樣，說明青蓮崗先民的編織技術和審美觀念已經相當高明。
（二）青蓮崗文化
青蓮崗文化的分布範圍頗廣，不僅遍及江蘇各地，而且在安徽的泊崗、浙江杭州老和山、河南的信陽、湖北的黃崗、山東的中部、南部、上海市郊區都有類似的文化層發現，面積達20萬平方公裡左右，僅江蘇境內就有80處這種文化的遺址。青蓮崗文化在淮安、宿遷地區已發現九處，其中楚州區境內有青蓮崗、顔家碼頭、茭陵、西韓莊四處，另外在漣水、淮陰、宿豫、泗陽、泗洪等地也均有發現。
青蓮崗文化的陶器種類不多，制作也較爲粗糙。常見器形有紅陶缽、鼎、釜、雙鼻小口罐，還有一定數量的帶管狀流壺、深腹圜底罐、碗、盤、甑、杯、支座等。絕大部分是泥質紅陶和夾砂紅陶（包括黃褐陶），這是該文化陶器的顯著特征。早期的北辛遺址常見到口部外側有一周紅色彩帶的紅頂缽；晚期在青蓮崗和邳縣大墩子遺址則發現了內壁繪彩的缽形器口沿殘片，彩紋是用簡單線條組成的弧線紋、波狀紋、仿編織紋、斜方格紋等等，風格迥然不同於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彩陶。早期階段流行成組的細泥條附加堆紋，多貼塑在鼎、釜等大型陶器上，稍晚時期則出現了有角狀把手的各種陶器。這些特點同樣有別於其他新石器文化，並影響了華東各地新石器時代的制陶工藝。
在青蓮崗文化的遺址中，普遍發現各種磨制的斧、鏟、锛、鑿、矛、镞以及磨盤、磨棒等石器工具。從北辛所見，還有相當數量的打制的斧、刀、敲砸器、盤狀器等。骨角器中,常見魚镖、镞、鑿、錐、針等；截取鹿角分叉處制成的鹿角鋤，與石鏟一起當是重要的農耕工具。此外，還發現陶網墜、陶彈丸、陶紡輪、陶拍、陶锉和蚌鐮、蚌镞等。上述各類生産工具，特別是大墩子下層出土的炭化粟，北辛陶器底部的粟糠印痕，以及豬、牛、雞等家養動物遺骸，反映了當時以農業爲主、漁獵爲輔的社會經濟生活。
已發現的居住遺跡均遭嚴重破壞。從青蓮崗和大墩子的房屋殘跡，可以看出是在地面營建的，出現了木柱泥牆的分體結構。面積約爲20～30平方米。居住面普遍經火焙烤。牆壁是用植物稈塗泥後經火烤幹的，質地堅硬表面平整。柱洞底一般墊置石礎以支撐木柱，並填塞燒土屑。發現墓葬甚少。在二澗村和大村發現的都是單人仰身直肢葬，頭向東。多數墓有陶器或石器、骨器隨葬，但數量很少。人的頭部大都用一個紅陶缽覆蓋，這是青蓮崗文化埋葬習俗的重要特點。在北辛發現有2座嬰兒甕棺葬,以深腹圜底罐或鼎爲葬具。
青蓮崗文化的淵源目前尚不清楚。從早期的北辛遺址出土小口雙耳罐等遺物看來，它可能受到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晚期階段的影響。由王因、大汶口等處的地層疊壓關系和部分器物的對比可知，它的發展去向是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青蓮崗文化與仰韶文化後岡類型，以及與太湖流域的馬家浜文化，年代大體相同，它們之間互有影響。由於地域毗鄰,它對長江下遊寧鎮地區的文化遺存影響較大，如在北陰陽營遺址的最下層即發現過與青蓮崗文化特點相近的陶器。
目前學界對青蓮崗文化並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代表性的一種觀點是，只把主要分布於魯中南、蘇北地區早於大汶口文化的一類遺存稱爲青蓮崗文化。也有觀點用一個先於大汶口文化的北辛文化代替青蓮崗文化，再將青蓮崗文化的北部納入大汶口文化。目前所能做的推測是，青蓮崗文化是淮河流域在華南稻作文化影響下，向東北亞環渤海文化演變的一個過渡階段，也證明了江淮利亞自古以來就是南北文化交彙的孔道。
四、青墩遺址
發現於江蘇海安青墩，出土的大量遺物，都是新石器時代遠古先民在濱江臨海地帶創造的最先進的生産或生活用具，其制作技巧、加工精度、審美水平，都令人驚歎不已。可以作爲江淮地區原始文化的代表。據碳14測定，青墩文化的年代約爲公元前4000年~前3500年，特殊地域的文化遺存可能更久一些。
出土陶器有夾砂褐陶和泥質灰陶、黑陶、紅陶四個陶系，流行三足、圈足器，也有平底器。飾紋有瓦楞紋、弦紋、籃紋、竹節形紋、錐刺紋、附加堆紋和橢圓形捺窩，圈足上有镂孔和刻印紋；骨角器豐富，有骨鏈、骨镖、骨鑿、骨耜、骨搬指和角錐、角來、角紡輪等；玉石器有石斧、石锛、石鑿、石鏟、石鋤和紡輪、裝飾玉器等。此外還有幹欄式建築，偏梗型炭化稻谷遺跡，厚厚的貝殼層，排列有序的氏族墓葬，大量的動物遺骸等。經濟生活以農業爲主，漁獵、采集、飼養也占有一定份額。
出土的有柄穿孔陶斧是江淮東部先民的一大發明，爲諸夏墓葬中僅見，解決了困擾學術界多年的“石斧如何裝柄”難題，因此被稱作“中華第一斧”。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石斧圖像，時代均略晚於青墩遺址中文化層。青墩遺址出土的仿制陶斧因其時代相對更早，藝術創造過程更爲復雜，難度更高，在迄今爲止諸夏所發現的三件以石斧爲對象的新石器時期藝術品中，無疑具有更爲獨特而領先的地位。
青墩陶斧出土之中文化層時期，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從陶斧小巧精致的形體及柄端之三角形小孔可推測，有可能爲氏族酋長隨身懸挂佩戴之物，以象征其身份及權威；也完全有可能是氏族主持占蔔祭筮的巫師所持之物。青墩遺址出土的祭天之玉璧、祭地之玉琮，以及占蔔之鹿角刻劃紋與錐點紋，說明巫師在古青墩人生活中有極大的影響與作用。
出土的刻紋麋鹿角，被認爲是易卦起源的初始符號，有人稱其爲“東方第一卦”；陶豆圓形柄裝飾紋，刻有兩方連續的圖案，共分5組，每組均爲等距，系諸夏第一次發現的五等分圓實例，代表諸夏原始社會“數學或幾何學研究的最高水平”；鹿角回旋镖作爲狩獵工具，在亞太地區爲最早創造和使用，是諸夏首次發現；長江北岸五六千前的“幹欄式”建築爲諸夏首次發現。炭化稻谷的發現，標明青墩古人早在5000年前就開始種植水稻，更難得的是在出土文物中發現了酒器，說明那時就開始釀制米酒。
青墩先民還不囿於海灣地帶的偏僻，和吳越以及更廣闊地域的遠古先民進行多元的交流：
1、據考古專家們鑒定，青墩遺址出土的文物，特別是陶器，既有江淮地區的文化因素，又有長江以南太湖、寧鎮地區的文化因素。專家們認爲，在遺址的下、中文化層的出土物中，有許多陶器與寧鎮地區的相一致；另一方面，青墩遺址出土的一些石器又跟寧鎮地區的石器相仿佛。這說明，遠古“寧鎮地區向江淮東部地區輸入石器，而江淮東部地區則向寧鎮地區輸入某些特殊的陶器，兩者之間是相互交流”的。
2、考古專家殷志強認爲：“青墩玉器是青墩先民在外界獲得玉料後，自己琢制玉器，而不是由於文化交流由別處引入的，是因爲在青墩玉器上，我們見到了長江以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玉器造型，而其琢玉工藝雖有其他地區的印記，但有明顯的模仿痕跡，顯示出青墩文化的琢玉成形方式及琢制技法。這從青墩出土的琮、壁玉器上得到明顯的體現。”他還特別指出，青墩古人的琢玉技術是在模仿中提高，在提高中創新，並形成自己的琢玉風格。
3、青墩稻作文化參與了江淮東部原始文化的大遷徙。青墩遺址發現的炭化稻谷不僅證實青墩古人早在5000年前即開始種植水稻，而且客觀上印證了中日學者達成共識的日本彌生文化來自中國東部沿海的猜想。考古專家們曾詳細論證，江淮東部稻作文化在全新世海侵後北上東遷朝鮮半島，並東渡日本，進而在日本九州北部形成以水稻種植和陶器制作爲標志的彌生文化。
五、淩家灘遺址
位於安徽省含山縣淩家灘村，地處裕溪河中段北岸，總面積約160萬平方米，年代約5000多年前，爲大型新石器時代晚期聚落。遺址區內發現有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壇、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紅燒土和積石圈等重要遺跡，出土精美玉禮器、石器、陶器等珍貴文物。淩家灘遺址是諸夏第一個以地勢分層次建築的聚落遺址，出土文物的精美工藝是同時期其他遺址中所罕見，或將諸夏文明史提前到5300年前。
淩家灘遺址以三個台階爲界線劃分成三處功能不同的區域，具備了初級的城市“規劃”水平。第一區域是普通部落成員的居住區、庭院區，房子帶有明顯的“城市”規劃和精心設計的痕跡。這個區域出土了大量陶片。
第二區域是3000平方米的紅陶土塊廣場，這裡是部落首領的宮殿區和部落會盟、祭祀、操演的場所。像這樣大面積和厚度的紅陶塊遺跡目前在諸夏是首次發現，據認爲這些陶塊應是諸夏建築史上的一次革命，是現今我們所用種類磚的祖型。
發現於紅陶塊遺跡中的古井，井壁上半部系用紅陶塊圈成的，直徑爲1米、深3.8米。井的出現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淩家灘先民此時已進入了文明社會，因爲他們已知道飲用幹淨衛生井水了。從井底僅有少數陶片的現象以及井的位置，推測它的使用者是當時最高權力者，或用於重要的祭祀活動。該井使用人工建築材料和壘建技術，爲諸夏已知最早的實例。
第三區域是大型墓葬區，位於遺址北部高崗平台地上，面積約14000平方米，規劃周密，由南向北分列八排，以第一排和第二排墓葬規格最高，不僅墓坑面積較大，隨葬品也十分豐富，數量達幾十件甚至上百件，主要以玉器爲主。隨葬品層層疊疊規則的放置在墓主人的兩側及身上。
中央有一處約一米高的祭壇，是諸夏已知較早的一處祭壇遺址。祭壇的近頂部發現了1件用玉石雕刻的豬型器件，全長72厘米，重達88公斤。豬的嘴、鼻孔、眼、耳俱全，並有一對獠牙，形態十分逼真。這是目前諸夏新石器時代發現最大、最重、年代最早的玉豬。其下的中心大墓，陪葬品有玉器、石器和陶器等200多件，被考古專家譽爲新石器時代考古最重大的發現。
“石牆”發現於兩塊墓葬區的分界處，是一條高約30厘米，寬約20厘米，東北、西南走向，用小石塊契壘而成的帶狀建築物，因發掘面積有限，對它的長度以及功能還暫無法確定。該建築物是利用石塊自身寬窄大小不等的形狀，一塊塊相互契壘起來的，每塊石頭之間沒有任何粘合劑，這表明淩家灘的先民們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經掌握了幾何力學。
淩家灘遺址爲迄今發現的諸夏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唯一一處有巨石遺存的，其建築年代早於英國巨石陣約1000年。淩家灘的“巨石陣”原本有好幾處，很多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被炸毀，目前的石頭都是炸毀後的殘存，這些巨石原來的高度有的達五六米，有的達八九米。經鑽探發現，淩家灘的地表底下和裕溪河的河床底下還埋藏著許多巨石。
目前專家對“巨石陣”的說法還沒有統一，可能和天文或者祭祀有關。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經研究發現，淩家灘的巨石均來自距此處5公裡的太湖山。5000多年前的先民如何運用原始的石器和木棍，才能把這麽多這麽重的石頭開采出來，並雕刻成大石柱？又是如何從5公裡之外搬運到淩家灘的？如何矗立？這些都是待解之謎。
出土的石鑽是20世紀諸夏新石器時代考古最重大發現之一。石鑽的設計和制造，體現了淩家灘先民聰明智慧和先進的技術，石鑽本身的設計包涵了機械、力學、幾何學的基本原理。其中，螺絲紋的鑽頭這獨創的設計，有著重要學術價值。
中心大墓的角落有一個形似坩埚的紅陶罐，陶罐中間還有一個燭台模樣突起的物體，無論是質地還是厚度，都已經符合了冶煉金屬的條件。此外，遺址還出土了厚大的甘鍋片，專家推測，淩家灘可能已擁用了金屬冶煉技術。考古探方中發現多枚石塊，或圓或方，大小不一，排列整齊，這已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此外，還出土有諸夏新石器時代迄今爲止發現的最大的石鏟等文物。
淩家灘墓地出土玉器數量最多，具有重要的考古、歷史、科學和美學藝術價值。器形主要分工具、武器類：主要是缺乏實用功能的斧、钺、戈，應是禮儀用器；裝飾品類，主要是穿戴谯身上起裝飾作用镯、璜、環、塊、璧、雙連璧、管、珠，以及形制較爲特別的寶塔形飾、扣形飾、喇叭形飾、月牙形飾、菌形飾、冠形飾；動物或人物形象類，有豬、龜、龍、鳥、鷹、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幾類，數量很少；其他類，形制較爲特殊。如玉版、三角形玉片、玉勺等。
發掘共出土玉人6件，三立姿、三坐姿，第一次展示了原始人完整的形體風采。玉人呈長方臉、濃眉大眼、雙眼皮、蒜頭鼻、大嘴、身材勻稱。其中一個頭上戴有方格紋圓冠，腰部飾有斜條紋的腰帶，大耳，唇留八字胡，雙臂彎曲，五指張開放在胸前，臂上飾滿了玉環。研究發現，淩家灘先民用直徑不超過0.17毫米的鑽管，在玉上鑽出直徑0.15毫米的管孔芯，這是迄今爲止最早的微型管鑽技術。
玉八卦是一種占蔔工具，是淩家灘出土玉器中最珍貴的文物之一。玉片正面爲長方形，反面略內凹。兩短邊各對鑽5個圓孔，一長邊對钴9個圓孔，另一長邊在兩端各對鑽兩個圓孔。玉片中部偏左雕刻有一小圓圈，圈內雕刻方心八角星紋；圈外雕一大橢圓形，兩圓以直線平分八等份，每等份雕刻一圭形紋飾；在大圓外沿圈邊對著長方形玉片的四角各雕刻一圭形紋飾。玉片上雕刻的紋飾，反映了5000年前淩家灘人的原始哲學思想。有人認爲，圓中心的八角星紋應代表太陽，圭形紋飾表示東、西、南、北的四方和八方。
出土玉龜爲圓雕，分背甲和腹甲兩部分。龜中空，背甲的龜紋琢磨得十分逼真，背甲和腹甲兩部分由孔和暗槽相連。這件玉龜與長方形玉片疊壓在一起同時出土，反映兩者有緊密聯系，應爲占蔔工具。玉片所顯示的意義，說它有度數，有方隅的形象，應毫無問題;圖中以八數爲天地的維綱，自然可見。特別令人關註的是，玉片夾放於龜甲裡面，和文獻所說“元龜銜符”（《黃帝出軍訣》）、“元龜負書叩” （《尚書中侯》）、“大龜負配”（《龍龜河圖》）如出一轍，可能是遠古洛書和八卦。
出土的玉龍，透閃石，灰白色。首尾相連，略呈橢圓形。吻部突出，陰線刻出嘴、鼻，陰刻圓點爲眼，頭部陰刻幾條線呈皺紋和龍須，頭雕兩角，是諸夏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出土的第一條龍，與漢代以後的玉龍基本上相似。
出土的一件玉鷹，也是諸夏唯一一件，兩面雕刻，正反兩面完全一樣，制作工藝十分高超，鷹的兩只翅膀竟然是豬首形狀。
六、薛家崗文化
以最早發現於安徽潛山薛家崗遺址而定名，主要分布在大別山以東、巢湖以西的江淮之間，擴及鄂東和贛北部分地區，年代約在公元前3500~前2800年左右。目前安慶境內皖水流域已經發現這一古老氏族部落的遺址十餘處，除大規模發掘的薛家崗外，還有安慶夫子城、張四墩、沈店，潛山天寧寨，望江汪洋廟，太湖王家墩、何家凸，嶽西祠堂崗，懷寧黃龍、楊家嘴，宿松黃鳝嘴和一天門等遺址。
公元前3000年前後，長江下遊的鄂東、皖南地區以薛家崗文化爲代表的族群，發展成一支很有影響的勢力，活躍在長江北岸衝積平原上。這個部落集團主要從事稻作農業生産，生活和生産方式都與東部較早的馬家浜文化基本相同，一些遺址發現的陶器和石器表明，他們也許是馬家浜文化向西遷移的一支移民後裔，與當地受屈家嶺文化影響的土著居民相融合的結果。這一族群後來世代生活在皖水及其上遊長河、潛水兩岸，逐漸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薛家崗文化。
考古發現表明，薛家崗人在皖水流域繼承並發展了馬家浜文化稻作農業的生産經驗，進一步改進了生産工具，提高了水稻産量，並使手工業生産也向前邁進了一步。各遺址出土的生産工具，有又扁又薄的穿孔石鏟、窄長條的有段石锛、橫長梯形的多孔石刀和圓柱體陶锉等，這些工具都與其他地區的氏族部落大不相同。尤其是多孔石刀，穿孔皆爲奇數，1–13孔不等，最長的石刀達51.6厘米。薛家崗遺址發現的幾件石鏟和石刀，穿孔周圍規整地繪畫著紅色花果形圖案，爲諸夏各遺址所罕見，可能是非生産所用的特殊器物。
這一文化的先民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皿，主要是夾砂紅陶和灰褐色泥質陶的鼎、鬶、壺、罐，在陶器中由甑鼎套合的甗和斂口深盤棱柄豆獨具風格。許多鼎足呈鴨嘴形和楓葉形，也頗有地方特色。一些遺址和墓葬中發現的陶器還有缸、盆、缽、碗、紡輪等。
薛家崗遺址發現了幾座殘房基址，分爲地面建築和半地穴式兩種。在房址的紅燒土塊中發現有稻殼的印痕，證明當時的人們過著以稻作農業爲主的定居生活。各遺址所發現的墓葬，隨葬品多寡不一，其中隨葬品較多的，陶器組合都有一定規律，基本是鼎、豆、壺、盆或壺、碗，反映出氏族內部比較嚴格的組織形態和喪葬習俗。在一些隨葬石制工具較多的墓中，石鏟、石刀、石锛等常疊壓放置。屬於這一氏族集團的湖北黃梅縣塞墩氏族墓地，有一座墓隨葬了很多工具，包括斧、锛、鑿、三孔刀、磨刀石等石制工具，集中放置兩堆，其大小和形制多樣復雜，表明墓主人生前是掌握石器加工專門技藝的手工業者。
到了薛家崗文化的中、晚期，已經顯露出階級社會的萌芽：一是生産工具、生活用品數量增多，種類齊全且制作精美。二是石質生産工具和玉飾切割工藝達到成熟階段，陶器手輪兼制，器形規整，厚薄均勻；小件玉器鑽孔精細，這就需要有熟練的手工業勞動者才能完成。三是“薛家崗人”有著較高的審美欣賞水平，如陶器造型優美，紋飾圖案形式多樣；石器尤以石鏟和多孔石刀最具特色；另外，他們還有意識地制作了玉石、骨料及象牙品以作爲頭飾、頸飾和肢飾等，說明這時期“薛家崗人”佩帶玉飾風氣盛行。
薛家崗文化上受黃河下遊諸多文化影響，晚期又綜合了長江下遊地區各文化因素，通過交流、發展，終成爲皖地唯一自成系統的一支重要原始文化，在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薛家崗遺址所表現出的特點，在南京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中有所反映，在太湖地區的崧澤文化中也發現了較多相似因素，他們之間顯然有一定交往。薛家崗文化晚期，制陶業也吸收了山東地區典型龍山文化的先進技術，出土了一些袋足鬶、蛋殼黑陶高柄杯等，說明黃河下遊和長江下遊的原始部落在新石器時代末期，出現了日益加強的交流與融合。
七、北陰陽營文化
因南京市北陰陽營遺址而得名，估計年代爲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主要分布在南京、鎮江地區的河旁台地和丘陵上，向西到巢湖東岸與薛家崗文化爲鄰，向東到太湖西部常州一帶與崧澤文化相接，主要遺址還有江寧區太崗寺、卸甲甸、廟山，浦口區蔣城子，安徽滁縣朱勤大山等。北陰陽營文化與東鄰的馬家浜文化後期遺存，與西邊的安徽潛山薛家崗文化，與北部邳縣劉林遺址的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聯系。
文化特征主要反映在陶器上，制陶工藝比較先進，以夾砂紅陶和泥質紅陶爲主，灰陶次之，三足器、圈足器普遍。有富於特色的牛鼻式器、角狀把手、彎屈的器足。部分陶器施加紅衣。有少量彩陶，大都先抹橙色或白色陶衣，再以紅彩或黑彩繪成寬帶、網狀、十字、圓圈等簡單紋樣，其中有很少的在內壁畫彩。代表性器形有罐式鼎、雙耳罐、三足、高柄豆、圜底缽、圈足碗等。總的看來陶器尚處於手制並經慢輪修整階段，胎壁較厚，造型也比較簡單。
在各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石制生産工具。石器都磨制得很精細光潔，多見舌形穿孔石斧，環狀大石斧、穿孔石鋤、長條形拱背或帶脊的石锛、楔形鑿，也有與薛家崗文化相近的七孔石刀。石器的磨光和穿孔技術較高，據勘察，石料多從遺址附近的紫金山及其它山嶺取得。有兩件穿孔石斧是用鐵礦石制作的。
制玉工藝發達，使用蛇紋石、透閃石、陽起石、石英和瑪瑙等制作出豐富的小件裝飾品，有玦、璜、管、珠、墜等各種飾件，玉器的抛光和鑽孔技術在長江下遊諸氏族部落中居突出的地位。
從豐富的生産工具和廟山遺址陶器上的稻殼印痕可知，農業經濟是這一地區氏族部落的主要經濟活動，水稻是主要的農作物。從出土的動物骨骼可以看出，狗和豬是普遍飼養的家畜，豬下颚骨在不少墓葬中都有發現。北陰陽營等遺址有數量較多的骨镞、石球、陶彈丸等狩獵工具，也出土了一定數量的鹿、水獺、鼋和龜類遺骸，可見采集和漁獵是農業經濟的輔助手段。
在北陰陽營遺址東部的兩座灰坑中，發現了腰沿釜、雞冠耳夾砂紅陶罐等早於北陰陽營文化的遺存。東部較晚的13座墓中的出土物接近於太湖地區的崧澤文化。在另一灰坑中則發現袋足、大口圜底籃紋缸等遺物，年代約與更晚的良渚文化相當。一些灰坑中還發現了良渚文化的遺物。這些特點說明北陰陽營文化與崧澤文化、良渚文化聯系密切，晚期受到更爲先進的良渚文化強烈影響，或者融入良渚文化，共同進入青銅時代。
一、將軍崖岩畫
在江蘇省連雲港市區西南9公裡錦屏山南西小山的西崖上。在岩畫北側的山岩上原有一個石棚，石棚裡的崖壁雕刻著一個頭戴盔甲、身騎大馬的人像，這就是“將軍崖”得名的由來，可惜毀於文革。岩畫周圍分布著二澗村等11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和桃花澗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
研究認爲，這是目前諸夏唯一反映原始農業部落社會生活的岩畫，也是“漢族”地區首次發現的岩畫和年代最早的岩畫，還很可能是諸夏岩畫中最爲獨特的人面岩畫的發源地，距今約7000年。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稱之爲我國最早的一部天書。
岩畫位於將軍崖下的一個覆缽狀的山包上，海拔20米，山體爲混合片麻岩，硬度摩氏6～7度。山包上有一塊巨大的原生石，長3.7米，高2.5米；原生石下排放著的三塊不規則的自然石，從別處搬運而來，每塊大小爲長2米、寬1.5米左右，似與東夷先民奉大石爲社神，“下有三小石爲足”的祭祀風俗有關。其中一塊自然石身上布滿大小不等而又規則的鑿刻圓窩，史學家考定其爲“石祖”和“石足”，爲東夷先民主要的“以石爲祭”的祭祀主體。
三組岩畫就圍繞著這四塊大石，排列在北、南、東三面。岩畫分布在長22米、寬15米、面積約330平方米的黑色山坡上，線條寬而淺，粗率勁直，作風原始，斷面呈“V”形，面壁光滑，以石器敲鑿磨制而成。
第1組位於西部，長4米，寬2.8米。刻有人面、獸面和禾苗圖案，並有9個符號。最大的人面高90厘米，寬 110厘米。頭上刻一高32厘米、寬88厘米的尖圓頂飾物,上部爲一復線半圓形圖案,沿部刻有上下相對菱形的復線三角紋，中以弦紋分開。人面的口部與另一個人面的頭部相接。眼睛以兩條線勾出眼皮，再以 3條橫線表示眼睛。腮部刻有許多與五官無關的雜亂線條。其他人面的眼睛皆是在同心圓中加一圓點表示。人面大都有一條貫通的直線向下與禾苗圖案相連。
這一組還有兩個不加臉框的人面圖案,與龍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獸面紋極相似。有人認爲這是“陰陽魚”的圖案，在一些少數民族圖騰和瑪雅文化中，也曾發現過“陰陽魚”。禾苗圖案分爲 2種：一種由下向上刻4～8根呈輻射狀的線條；另一種是在第一種圖案的下部加一個三角形，中刻幾條橫線或圓點。
第2組位於南部，長8米，寬6米。左側刻一長6.23米的帶狀星雲圖案，中以短線分爲4節，左上角刻一個寬14厘米的獸面。星雲圖案用大小不同的圓點或圓點外加圓圈表示。這條磨得發白的圖案是銀河星系圖，據說經江蘇省地質隊的科學測量，它和今天子午線的角度僅差了3度55分88秒。
這組岩畫的下側主要是各種動物的頭骨圖案，眼、鼻、口、齒可辨，但無臉框。右上側有3個排列規整的太陽圖案，同心圓外加放射線14～21根，3個圓心連接成直角三角形。這是一幅太陽運行圖，有人對三個太陽的角度進行過仔細的測量，認爲那是指示冬至、夏至季節變化的標志。在這些主體圖案之間，刻有許多表示星雲的圓點或短線構成的各種圖像。這裡的石刻符號共有18種，作爲原始社會的石刻文字，在諸夏還是首次發現。
第3組位於東部，刻4個與古代傳說中天神有關的人面，用短線和圓點表示五官，其中兩個人面的頭上刻羽毛狀飾物，人面之間也間雜以圓點和符號。
在三組岩畫的附近就是祭台，祭台上有著大大小小的圓形凹坑三四個，據說是在祭祀時盛放鮮血用的。岩畫的西側有一個當地人稱爲石母的地方，是一塊岩石上自然形成的女性陰戶的標志。在北面20米左右，原來還有一個陽具石雕，可惜已被炸毀。此外，考古人員在將軍崖又新發現了一組“魚形岩畫”。
神秘的岩畫符號到底記載了怎樣的原始信息？有學者說是原始先民對土地神和太陽神的崇拜，有學者說是原始先民對谷神的崇拜，有學者說是古代先民文面習俗的遺留，還有學者說是“最早的觀星測象台”。可謂衆說紛纭。
二、龍虬莊遺址
位於位於江蘇省高郵市龍虬鎮，距今7000年~5000年前，是江淮地區東部最大、發現遺跡和出土遺物最多的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填補了江淮東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古文化遺址的空白。
遺址高2.4米，地勢低窪，呈圓角長方形，四周環水，東西長240米，南北寬180米，總面積4.3萬平方米。經4次大規模考古發掘，清理出新石器時代的房址4處，灰坑35個，墓葬402座，出土了石器、玉器、陶器、骨角器等各類文化遺物2000餘件，其中有斧、锛、刀、鋤、紡輪、砺石等石器；有角鋤、骨镞等生産工具和骨針、骨錐、骨墜、骨環等生活用具；有管、環、璜、墜等玉器。
遺址發現了4000多粒7000~5000年之間的碳化稻米，將諸夏東南沿海一帶距今5500年前的水稻栽培區從長江以南劃到了淮河以南。稻種的最初來源是當地的野生稻，經過龍虬人1500多年的人工選育，在5500年左右形成了栽培稻。
在一片泥質黑陶盆口沿殘片內壁上發現有4個似鳥似魚的圖畫，對應每一個圖畫有4個文字，筆畫纖細，技法娴熟。左行四字以直線爲主，橫平豎直，結構有序，近似甲骨文；右行四圖類似動物側視圖形，第一個似獸，第二個似魚或鼈，第三個似蛇，第四個似鳥。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兩行刻於內壁的文字符號，筆畫纖細，技法娴熟。如此圖文並茂的刻文陶片，在諸夏還是首次發現，被譽爲“中華文明的曙光”。
現在認定，高郵龍虬莊陶文與甲骨文是同一系統的文字，但比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李鵬飛教授認爲，從形體上推定，高郵龍虬莊陶文爲早於甲骨文的一個文字體系；從其文字組合來看，比較成熟，似成詞語，並已脫離了早期發現的如仰韶、良渚等遺存的單個字節，更接近成熟的甲骨文。
遺址有大量精細加工的骨角器。大多用當地的水獸麋鹿骨角制成，不僅有大型的生産工具斧、鎬和小型的生産工具叉、齒、錐、刀、匕首，而且有紡織用的紡綸、針，裝飾用的笄、墜。在骨角器的制作上，不僅使用了切割、磨制、打磨、刻劃等工藝，還出現了刳空技術，尤其是發明了可以重復換裝尖刃的復合型生産工具鎬，制作技術的精良令人驚歎，無疑是當時骨角器制作和使用的最高水平。此外，龍虬莊遺址出土的骨箸是諸夏最早的筷子。
遺址的制陶技術比較先進，古海岸的粘土沈積特別適合制陶。陶器中的水器不僅數量多而且形態復雜，如燒水、溫水、喝水的不同用途都在陶器上有所反映，並有帶雙流的釜以及帶雙流、三流、四流的壺，這在其他原始文化中都是罕見的。完整的可修復的陶器100多件，其中有10只豬形陶罐，既酷似，又誇張，其制作水平和審美情趣令人折服。最驚人的現象是在不同的文化層（4、5、6、8）內都發現了泥質黑陶。黑陶的制作技術復雜，考古學上曾認爲黑陶是青銅器的前身。在7000年前的龍虬莊遺址發現的泥質黑陶，比中原的龍山文化早了幾千年，可見龍虬莊遺址的文明程度是相當高的。
居住遺跡發現有兩種，一是幹闌式建築，一是地面建築。地面建築發現有牆基、柱洞和鋪墊一層蚌殼的居住面。由於江淮東部地勢低窪，所以在建築上都有防潮防水措施。
因當地無石源，全部石器都是外地的成品輸入（這裡臨近東海縣大熙莊爪墩山舊石器時代的石器制造場），證明古龍虬人具有相當強的商品交換意識和開放意識。
龍虬莊遺址清理了402座墓葬，不僅數量多、排列整齊，而且人骨基本完整，最奇特的是發現了7座男女合葬墓。在公元前6300~前5500年就出現了古人類男女二人的合葬，這個現象閃爍著最早的人類文明的曙光，因爲父系氏族的萌芽正起源於一夫一妻制。另外，這種在高郵最早出現的男女合葬現象，也爲諸夏文明起源東源說提供了又一個佐證。
根據出土的哺乳動物（如家豬、家犬、麋鹿、獐、梅花鹿等）和水生動物（如龜、鼈、鯉魚、青魚、麗蚌、裂齒蚌、田螺等）的殘骸、炭化稻米和文化堆積層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結果；該地區史前人類的生存環境爲蘆葦叢生、水草茂盛、水網發達的河湖沼澤濕地平原環境，氣候溫暖濕潤，年平均氣溫17℃左右。
龍虬莊不僅在文物上與大汶口文化存在較大差異，在人種譜系上也有一定偏離；然而，他們與仰韶文化的居民屬於同一譜系，特別是與裴李崗文化幾乎完全一致。可以大膽猜測，龍虬莊先民是受華南稻作文明影響的淮河上遊賈湖文化移民。而鑒於中原龍山文化的陶文與甲骨文相距甚遠，不排除中國人借用了龍虬文字符號的可能性。
三、青蓮崗文化
（一）青蓮崗遺址
位於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城東北35公裡的宋集鄉青蓮村，向北4公裡臨古淮河（又稱廢黃河），進行過四次調查和一次發掘，距今約在6000至7000年。遺址分布範圍很廣，西起嚴碼村，東至土城三棵松，約4平方公裡。中心地帶原來地勢較高，又名東崗，面積70000平方米，後因歷年挖黑土積肥，高墩變成黑土塘。地面向下2米爲洪水衝積的黃褐色淤土，再向下有2米左右的文化層。
遺址發現兩處紅燒土堆積。每處厚約l米，面積5至10平方米。另有一處發現大塊紅燒土上留有蘆葦杆粗細的凹槽，這是居住建築殘跡，可以看出當時居住址的牆壁是用植物杆塗泥，經烤幹後使用，質地堅硬，表面平整。
青蓮崗先民已經有了相當進步的手工制造技術，能夠制造精美的石器。這些石器都是用堅硬的花崗岩石和石英岩石制成的，有精致的砍伐用的扁平帶孔石斧、石鑿、石锛、砺石，翻土用的石犁，收割用的石鐮，加工谷物用的石盤等石器工具，反映出原始農業生産在青蓮崗先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從遺址清理發掘和采集到大量的陶器、陶片，說明了這時期的制陶業已相當發達，技術上已能使用輪制，但手制的方法仍然保留著，制陶工具有陶杵、帶有紡織紋的陶印模。陶器中還有陶制紡輪，說明了先民已經掌握了使用紡輪來紡織的技術。陶珠和陶管的出土，說明了先民已具備了一定的審美觀點。
在青蓮崗的發掘物中還發現了炭化後的籼稻粒，證明了水稻農業的存在。遺址中集中放置的豬的下颌骨、牛牙床、鹿角和骨刺魚镖以及陶網墜，又反映了采集和漁獵經濟的地位。遺址中蘆席上的“人”字形圖案，與今天一些農民的蘆柴席圖案幾乎沒有什麽兩樣，說明青蓮崗先民的編織技術和審美觀念已經相當高明。
（二）青蓮崗文化
青蓮崗文化的分布範圍頗廣，不僅遍及江蘇各地，而且在安徽的泊崗、浙江杭州老和山、河南的信陽、湖北的黃崗、山東的中部、南部、上海市郊區都有類似的文化層發現，面積達20萬平方公裡左右，僅江蘇境內就有80處這種文化的遺址。青蓮崗文化在淮安、宿遷地區已發現九處，其中楚州區境內有青蓮崗、顔家碼頭、茭陵、西韓莊四處，另外在漣水、淮陰、宿豫、泗陽、泗洪等地也均有發現。
青蓮崗文化的陶器種類不多，制作也較爲粗糙。常見器形有紅陶缽、鼎、釜、雙鼻小口罐，還有一定數量的帶管狀流壺、深腹圜底罐、碗、盤、甑、杯、支座等。絕大部分是泥質紅陶和夾砂紅陶（包括黃褐陶），這是該文化陶器的顯著特征。早期的北辛遺址常見到口部外側有一周紅色彩帶的紅頂缽；晚期在青蓮崗和邳縣大墩子遺址則發現了內壁繪彩的缽形器口沿殘片，彩紋是用簡單線條組成的弧線紋、波狀紋、仿編織紋、斜方格紋等等，風格迥然不同於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彩陶。早期階段流行成組的細泥條附加堆紋，多貼塑在鼎、釜等大型陶器上，稍晚時期則出現了有角狀把手的各種陶器。這些特點同樣有別於其他新石器文化，並影響了華東各地新石器時代的制陶工藝。
在青蓮崗文化的遺址中，普遍發現各種磨制的斧、鏟、锛、鑿、矛、镞以及磨盤、磨棒等石器工具。從北辛所見，還有相當數量的打制的斧、刀、敲砸器、盤狀器等。骨角器中,常見魚镖、镞、鑿、錐、針等；截取鹿角分叉處制成的鹿角鋤，與石鏟一起當是重要的農耕工具。此外，還發現陶網墜、陶彈丸、陶紡輪、陶拍、陶锉和蚌鐮、蚌镞等。上述各類生産工具，特別是大墩子下層出土的炭化粟，北辛陶器底部的粟糠印痕，以及豬、牛、雞等家養動物遺骸，反映了當時以農業爲主、漁獵爲輔的社會經濟生活。
已發現的居住遺跡均遭嚴重破壞。從青蓮崗和大墩子的房屋殘跡，可以看出是在地面營建的，出現了木柱泥牆的分體結構。面積約爲20～30平方米。居住面普遍經火焙烤。牆壁是用植物稈塗泥後經火烤幹的，質地堅硬表面平整。柱洞底一般墊置石礎以支撐木柱，並填塞燒土屑。發現墓葬甚少。在二澗村和大村發現的都是單人仰身直肢葬，頭向東。多數墓有陶器或石器、骨器隨葬，但數量很少。人的頭部大都用一個紅陶缽覆蓋，這是青蓮崗文化埋葬習俗的重要特點。在北辛發現有2座嬰兒甕棺葬,以深腹圜底罐或鼎爲葬具。
青蓮崗文化的淵源目前尚不清楚。從早期的北辛遺址出土小口雙耳罐等遺物看來，它可能受到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晚期階段的影響。由王因、大汶口等處的地層疊壓關系和部分器物的對比可知，它的發展去向是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青蓮崗文化與仰韶文化後岡類型，以及與太湖流域的馬家浜文化，年代大體相同，它們之間互有影響。由於地域毗鄰,它對長江下遊寧鎮地區的文化遺存影響較大，如在北陰陽營遺址的最下層即發現過與青蓮崗文化特點相近的陶器。
目前學界對青蓮崗文化並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代表性的一種觀點是，只把主要分布於魯中南、蘇北地區早於大汶口文化的一類遺存稱爲青蓮崗文化。也有觀點用一個先於大汶口文化的北辛文化代替青蓮崗文化，再將青蓮崗文化的北部納入大汶口文化。目前所能做的推測是，青蓮崗文化是淮河流域在華南稻作文化影響下，向東北亞環渤海文化演變的一個過渡階段，也證明了江淮利亞自古以來就是南北文化交彙的孔道。
四、青墩遺址
發現於江蘇海安青墩，出土的大量遺物，都是新石器時代遠古先民在濱江臨海地帶創造的最先進的生産或生活用具，其制作技巧、加工精度、審美水平，都令人驚歎不已。可以作爲江淮地區原始文化的代表。據碳14測定，青墩文化的年代約爲公元前4000年~前3500年，特殊地域的文化遺存可能更久一些。
出土陶器有夾砂褐陶和泥質灰陶、黑陶、紅陶四個陶系，流行三足、圈足器，也有平底器。飾紋有瓦楞紋、弦紋、籃紋、竹節形紋、錐刺紋、附加堆紋和橢圓形捺窩，圈足上有镂孔和刻印紋；骨角器豐富，有骨鏈、骨镖、骨鑿、骨耜、骨搬指和角錐、角來、角紡輪等；玉石器有石斧、石锛、石鑿、石鏟、石鋤和紡輪、裝飾玉器等。此外還有幹欄式建築，偏梗型炭化稻谷遺跡，厚厚的貝殼層，排列有序的氏族墓葬，大量的動物遺骸等。經濟生活以農業爲主，漁獵、采集、飼養也占有一定份額。
出土的有柄穿孔陶斧是江淮東部先民的一大發明，爲諸夏墓葬中僅見，解決了困擾學術界多年的“石斧如何裝柄”難題，因此被稱作“中華第一斧”。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石斧圖像，時代均略晚於青墩遺址中文化層。青墩遺址出土的仿制陶斧因其時代相對更早，藝術創造過程更爲復雜，難度更高，在迄今爲止諸夏所發現的三件以石斧爲對象的新石器時期藝術品中，無疑具有更爲獨特而領先的地位。
青墩陶斧出土之中文化層時期，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從陶斧小巧精致的形體及柄端之三角形小孔可推測，有可能爲氏族酋長隨身懸挂佩戴之物，以象征其身份及權威；也完全有可能是氏族主持占蔔祭筮的巫師所持之物。青墩遺址出土的祭天之玉璧、祭地之玉琮，以及占蔔之鹿角刻劃紋與錐點紋，說明巫師在古青墩人生活中有極大的影響與作用。
出土的刻紋麋鹿角，被認爲是易卦起源的初始符號，有人稱其爲“東方第一卦”；陶豆圓形柄裝飾紋，刻有兩方連續的圖案，共分5組，每組均爲等距，系諸夏第一次發現的五等分圓實例，代表諸夏原始社會“數學或幾何學研究的最高水平”；鹿角回旋镖作爲狩獵工具，在亞太地區爲最早創造和使用，是諸夏首次發現；長江北岸五六千前的“幹欄式”建築爲諸夏首次發現。炭化稻谷的發現，標明青墩古人早在5000年前就開始種植水稻，更難得的是在出土文物中發現了酒器，說明那時就開始釀制米酒。
青墩先民還不囿於海灣地帶的偏僻，和吳越以及更廣闊地域的遠古先民進行多元的交流：
1、據考古專家們鑒定，青墩遺址出土的文物，特別是陶器，既有江淮地區的文化因素，又有長江以南太湖、寧鎮地區的文化因素。專家們認爲，在遺址的下、中文化層的出土物中，有許多陶器與寧鎮地區的相一致；另一方面，青墩遺址出土的一些石器又跟寧鎮地區的石器相仿佛。這說明，遠古“寧鎮地區向江淮東部地區輸入石器，而江淮東部地區則向寧鎮地區輸入某些特殊的陶器，兩者之間是相互交流”的。
2、考古專家殷志強認爲：“青墩玉器是青墩先民在外界獲得玉料後，自己琢制玉器，而不是由於文化交流由別處引入的，是因爲在青墩玉器上，我們見到了長江以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玉器造型，而其琢玉工藝雖有其他地區的印記，但有明顯的模仿痕跡，顯示出青墩文化的琢玉成形方式及琢制技法。這從青墩出土的琮、壁玉器上得到明顯的體現。”他還特別指出，青墩古人的琢玉技術是在模仿中提高，在提高中創新，並形成自己的琢玉風格。
3、青墩稻作文化參與了江淮東部原始文化的大遷徙。青墩遺址發現的炭化稻谷不僅證實青墩古人早在5000年前即開始種植水稻，而且客觀上印證了中日學者達成共識的日本彌生文化來自中國東部沿海的猜想。考古專家們曾詳細論證，江淮東部稻作文化在全新世海侵後北上東遷朝鮮半島，並東渡日本，進而在日本九州北部形成以水稻種植和陶器制作爲標志的彌生文化。
五、淩家灘遺址
位於安徽省含山縣淩家灘村，地處裕溪河中段北岸，總面積約160萬平方米，年代約5000多年前，爲大型新石器時代晚期聚落。遺址區內發現有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壇、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紅燒土和積石圈等重要遺跡，出土精美玉禮器、石器、陶器等珍貴文物。淩家灘遺址是諸夏第一個以地勢分層次建築的聚落遺址，出土文物的精美工藝是同時期其他遺址中所罕見，或將諸夏文明史提前到5300年前。
淩家灘遺址以三個台階爲界線劃分成三處功能不同的區域，具備了初級的城市“規劃”水平。第一區域是普通部落成員的居住區、庭院區，房子帶有明顯的“城市”規劃和精心設計的痕跡。這個區域出土了大量陶片。
第二區域是3000平方米的紅陶土塊廣場，這裡是部落首領的宮殿區和部落會盟、祭祀、操演的場所。像這樣大面積和厚度的紅陶塊遺跡目前在諸夏是首次發現，據認爲這些陶塊應是諸夏建築史上的一次革命，是現今我們所用種類磚的祖型。
發現於紅陶塊遺跡中的古井，井壁上半部系用紅陶塊圈成的，直徑爲1米、深3.8米。井的出現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淩家灘先民此時已進入了文明社會，因爲他們已知道飲用幹淨衛生井水了。從井底僅有少數陶片的現象以及井的位置，推測它的使用者是當時最高權力者，或用於重要的祭祀活動。該井使用人工建築材料和壘建技術，爲諸夏已知最早的實例。
第三區域是大型墓葬區，位於遺址北部高崗平台地上，面積約14000平方米，規劃周密，由南向北分列八排，以第一排和第二排墓葬規格最高，不僅墓坑面積較大，隨葬品也十分豐富，數量達幾十件甚至上百件，主要以玉器爲主。隨葬品層層疊疊規則的放置在墓主人的兩側及身上。
中央有一處約一米高的祭壇，是諸夏已知較早的一處祭壇遺址。祭壇的近頂部發現了1件用玉石雕刻的豬型器件，全長72厘米，重達88公斤。豬的嘴、鼻孔、眼、耳俱全，並有一對獠牙，形態十分逼真。這是目前諸夏新石器時代發現最大、最重、年代最早的玉豬。其下的中心大墓，陪葬品有玉器、石器和陶器等200多件，被考古專家譽爲新石器時代考古最重大的發現。
“石牆”發現於兩塊墓葬區的分界處，是一條高約30厘米，寬約20厘米，東北、西南走向，用小石塊契壘而成的帶狀建築物，因發掘面積有限，對它的長度以及功能還暫無法確定。該建築物是利用石塊自身寬窄大小不等的形狀，一塊塊相互契壘起來的，每塊石頭之間沒有任何粘合劑，這表明淩家灘的先民們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經掌握了幾何力學。
淩家灘遺址爲迄今發現的諸夏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唯一一處有巨石遺存的，其建築年代早於英國巨石陣約1000年。淩家灘的“巨石陣”原本有好幾處，很多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被炸毀，目前的石頭都是炸毀後的殘存，這些巨石原來的高度有的達五六米，有的達八九米。經鑽探發現，淩家灘的地表底下和裕溪河的河床底下還埋藏著許多巨石。
目前專家對“巨石陣”的說法還沒有統一，可能和天文或者祭祀有關。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經研究發現，淩家灘的巨石均來自距此處5公裡的太湖山。5000多年前的先民如何運用原始的石器和木棍，才能把這麽多這麽重的石頭開采出來，並雕刻成大石柱？又是如何從5公裡之外搬運到淩家灘的？如何矗立？這些都是待解之謎。
出土的石鑽是20世紀諸夏新石器時代考古最重大發現之一。石鑽的設計和制造，體現了淩家灘先民聰明智慧和先進的技術，石鑽本身的設計包涵了機械、力學、幾何學的基本原理。其中，螺絲紋的鑽頭這獨創的設計，有著重要學術價值。
中心大墓的角落有一個形似坩埚的紅陶罐，陶罐中間還有一個燭台模樣突起的物體，無論是質地還是厚度，都已經符合了冶煉金屬的條件。此外，遺址還出土了厚大的甘鍋片，專家推測，淩家灘可能已擁用了金屬冶煉技術。考古探方中發現多枚石塊，或圓或方，大小不一，排列整齊，這已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此外，還出土有諸夏新石器時代迄今爲止發現的最大的石鏟等文物。
淩家灘墓地出土玉器數量最多，具有重要的考古、歷史、科學和美學藝術價值。器形主要分工具、武器類：主要是缺乏實用功能的斧、钺、戈，應是禮儀用器；裝飾品類，主要是穿戴谯身上起裝飾作用镯、璜、環、塊、璧、雙連璧、管、珠，以及形制較爲特別的寶塔形飾、扣形飾、喇叭形飾、月牙形飾、菌形飾、冠形飾；動物或人物形象類，有豬、龜、龍、鳥、鷹、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幾類，數量很少；其他類，形制較爲特殊。如玉版、三角形玉片、玉勺等。
發掘共出土玉人6件，三立姿、三坐姿，第一次展示了原始人完整的形體風采。玉人呈長方臉、濃眉大眼、雙眼皮、蒜頭鼻、大嘴、身材勻稱。其中一個頭上戴有方格紋圓冠，腰部飾有斜條紋的腰帶，大耳，唇留八字胡，雙臂彎曲，五指張開放在胸前，臂上飾滿了玉環。研究發現，淩家灘先民用直徑不超過0.17毫米的鑽管，在玉上鑽出直徑0.15毫米的管孔芯，這是迄今爲止最早的微型管鑽技術。
玉八卦是一種占蔔工具，是淩家灘出土玉器中最珍貴的文物之一。玉片正面爲長方形，反面略內凹。兩短邊各對鑽5個圓孔，一長邊對钴9個圓孔，另一長邊在兩端各對鑽兩個圓孔。玉片中部偏左雕刻有一小圓圈，圈內雕刻方心八角星紋；圈外雕一大橢圓形，兩圓以直線平分八等份，每等份雕刻一圭形紋飾；在大圓外沿圈邊對著長方形玉片的四角各雕刻一圭形紋飾。玉片上雕刻的紋飾，反映了5000年前淩家灘人的原始哲學思想。有人認爲，圓中心的八角星紋應代表太陽，圭形紋飾表示東、西、南、北的四方和八方。
出土玉龜爲圓雕，分背甲和腹甲兩部分。龜中空，背甲的龜紋琢磨得十分逼真，背甲和腹甲兩部分由孔和暗槽相連。這件玉龜與長方形玉片疊壓在一起同時出土，反映兩者有緊密聯系，應爲占蔔工具。玉片所顯示的意義，說它有度數，有方隅的形象，應毫無問題;圖中以八數爲天地的維綱，自然可見。特別令人關註的是，玉片夾放於龜甲裡面，和文獻所說“元龜銜符”（《黃帝出軍訣》）、“元龜負書叩” （《尚書中侯》）、“大龜負配”（《龍龜河圖》）如出一轍，可能是遠古洛書和八卦。
出土的玉龍，透閃石，灰白色。首尾相連，略呈橢圓形。吻部突出，陰線刻出嘴、鼻，陰刻圓點爲眼，頭部陰刻幾條線呈皺紋和龍須，頭雕兩角，是諸夏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出土的第一條龍，與漢代以後的玉龍基本上相似。
出土的一件玉鷹，也是諸夏唯一一件，兩面雕刻，正反兩面完全一樣，制作工藝十分高超，鷹的兩只翅膀竟然是豬首形狀。
六、薛家崗文化
以最早發現於安徽潛山薛家崗遺址而定名，主要分布在大別山以東、巢湖以西的江淮之間，擴及鄂東和贛北部分地區，年代約在公元前3500~前2800年左右。目前安慶境內皖水流域已經發現這一古老氏族部落的遺址十餘處，除大規模發掘的薛家崗外，還有安慶夫子城、張四墩、沈店，潛山天寧寨，望江汪洋廟，太湖王家墩、何家凸，嶽西祠堂崗，懷寧黃龍、楊家嘴，宿松黃鳝嘴和一天門等遺址。
公元前3000年前後，長江下遊的鄂東、皖南地區以薛家崗文化爲代表的族群，發展成一支很有影響的勢力，活躍在長江北岸衝積平原上。這個部落集團主要從事稻作農業生産，生活和生産方式都與東部較早的馬家浜文化基本相同，一些遺址發現的陶器和石器表明，他們也許是馬家浜文化向西遷移的一支移民後裔，與當地受屈家嶺文化影響的土著居民相融合的結果。這一族群後來世代生活在皖水及其上遊長河、潛水兩岸，逐漸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薛家崗文化。
考古發現表明，薛家崗人在皖水流域繼承並發展了馬家浜文化稻作農業的生産經驗，進一步改進了生産工具，提高了水稻産量，並使手工業生産也向前邁進了一步。各遺址出土的生産工具，有又扁又薄的穿孔石鏟、窄長條的有段石锛、橫長梯形的多孔石刀和圓柱體陶锉等，這些工具都與其他地區的氏族部落大不相同。尤其是多孔石刀，穿孔皆爲奇數，1–13孔不等，最長的石刀達51.6厘米。薛家崗遺址發現的幾件石鏟和石刀，穿孔周圍規整地繪畫著紅色花果形圖案，爲諸夏各遺址所罕見，可能是非生産所用的特殊器物。
這一文化的先民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皿，主要是夾砂紅陶和灰褐色泥質陶的鼎、鬶、壺、罐，在陶器中由甑鼎套合的甗和斂口深盤棱柄豆獨具風格。許多鼎足呈鴨嘴形和楓葉形，也頗有地方特色。一些遺址和墓葬中發現的陶器還有缸、盆、缽、碗、紡輪等。
薛家崗遺址發現了幾座殘房基址，分爲地面建築和半地穴式兩種。在房址的紅燒土塊中發現有稻殼的印痕，證明當時的人們過著以稻作農業爲主的定居生活。各遺址所發現的墓葬，隨葬品多寡不一，其中隨葬品較多的，陶器組合都有一定規律，基本是鼎、豆、壺、盆或壺、碗，反映出氏族內部比較嚴格的組織形態和喪葬習俗。在一些隨葬石制工具較多的墓中，石鏟、石刀、石锛等常疊壓放置。屬於這一氏族集團的湖北黃梅縣塞墩氏族墓地，有一座墓隨葬了很多工具，包括斧、锛、鑿、三孔刀、磨刀石等石制工具，集中放置兩堆，其大小和形制多樣復雜，表明墓主人生前是掌握石器加工專門技藝的手工業者。
到了薛家崗文化的中、晚期，已經顯露出階級社會的萌芽：一是生産工具、生活用品數量增多，種類齊全且制作精美。二是石質生産工具和玉飾切割工藝達到成熟階段，陶器手輪兼制，器形規整，厚薄均勻；小件玉器鑽孔精細，這就需要有熟練的手工業勞動者才能完成。三是“薛家崗人”有著較高的審美欣賞水平，如陶器造型優美，紋飾圖案形式多樣；石器尤以石鏟和多孔石刀最具特色；另外，他們還有意識地制作了玉石、骨料及象牙品以作爲頭飾、頸飾和肢飾等，說明這時期“薛家崗人”佩帶玉飾風氣盛行。
薛家崗文化上受黃河下遊諸多文化影響，晚期又綜合了長江下遊地區各文化因素，通過交流、發展，終成爲皖地唯一自成系統的一支重要原始文化，在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薛家崗遺址所表現出的特點，在南京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中有所反映，在太湖地區的崧澤文化中也發現了較多相似因素，他們之間顯然有一定交往。薛家崗文化晚期，制陶業也吸收了山東地區典型龍山文化的先進技術，出土了一些袋足鬶、蛋殼黑陶高柄杯等，說明黃河下遊和長江下遊的原始部落在新石器時代末期，出現了日益加強的交流與融合。
七、北陰陽營文化
因南京市北陰陽營遺址而得名，估計年代爲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主要分布在南京、鎮江地區的河旁台地和丘陵上，向西到巢湖東岸與薛家崗文化爲鄰，向東到太湖西部常州一帶與崧澤文化相接，主要遺址還有江寧區太崗寺、卸甲甸、廟山，浦口區蔣城子，安徽滁縣朱勤大山等。北陰陽營文化與東鄰的馬家浜文化後期遺存，與西邊的安徽潛山薛家崗文化，與北部邳縣劉林遺址的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聯系。
文化特征主要反映在陶器上，制陶工藝比較先進，以夾砂紅陶和泥質紅陶爲主，灰陶次之，三足器、圈足器普遍。有富於特色的牛鼻式器、角狀把手、彎屈的器足。部分陶器施加紅衣。有少量彩陶，大都先抹橙色或白色陶衣，再以紅彩或黑彩繪成寬帶、網狀、十字、圓圈等簡單紋樣，其中有很少的在內壁畫彩。代表性器形有罐式鼎、雙耳罐、三足、高柄豆、圜底缽、圈足碗等。總的看來陶器尚處於手制並經慢輪修整階段，胎壁較厚，造型也比較簡單。
在各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石制生産工具。石器都磨制得很精細光潔，多見舌形穿孔石斧，環狀大石斧、穿孔石鋤、長條形拱背或帶脊的石锛、楔形鑿，也有與薛家崗文化相近的七孔石刀。石器的磨光和穿孔技術較高，據勘察，石料多從遺址附近的紫金山及其它山嶺取得。有兩件穿孔石斧是用鐵礦石制作的。
制玉工藝發達，使用蛇紋石、透閃石、陽起石、石英和瑪瑙等制作出豐富的小件裝飾品，有玦、璜、管、珠、墜等各種飾件，玉器的抛光和鑽孔技術在長江下遊諸氏族部落中居突出的地位。
從豐富的生産工具和廟山遺址陶器上的稻殼印痕可知，農業經濟是這一地區氏族部落的主要經濟活動，水稻是主要的農作物。從出土的動物骨骼可以看出，狗和豬是普遍飼養的家畜，豬下颚骨在不少墓葬中都有發現。北陰陽營等遺址有數量較多的骨镞、石球、陶彈丸等狩獵工具，也出土了一定數量的鹿、水獺、鼋和龜類遺骸，可見采集和漁獵是農業經濟的輔助手段。
在北陰陽營遺址東部的兩座灰坑中，發現了腰沿釜、雞冠耳夾砂紅陶罐等早於北陰陽營文化的遺存。東部較晚的13座墓中的出土物接近於太湖地區的崧澤文化。在另一灰坑中則發現袋足、大口圜底籃紋缸等遺物，年代約與更晚的良渚文化相當。一些灰坑中還發現了良渚文化的遺物。這些特點說明北陰陽營文化與崧澤文化、良渚文化聯系密切，晚期受到更爲先進的良渚文化強烈影響，或者融入良渚文化，共同進入青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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