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的蘇格蘭啟蒙 – 吳越雙模式

東亞的蘇格蘭啟蒙 – 吳越雙模式

2018-09-11由諸xx發佈

就國家而言，真愛國者一般是底層順民和頂層統治階級，政治譜系上他們都屬右。與之相比中產其實往往屬左，他們多為遊士和機會主義者，他們熱衷於消費秩序，他們當中德性高的人同時也是維護秩序的協助者，德性低的人則同時是秩序的破壞者。放眼世界，中產比例高的民族國家，國民性都比較的左，比如北歐四國和日本，中產比例高的多民族大一統國家，國民性就比較的事兒爹，非常喜歡輸出意識形態，在全球釋放自身光和熱的同時好為人師，比如暴法和花旗國。

在近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內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和偶發的全球性戰爭本質上是國家透支過多秩序後的一種動態平衡的反噬。這也就很好的解釋了歐洲大一統國家減少，民族國家增多後，整個歐洲變得越來越和平。因為鼓吹民族主義來提高國家凝聚力總免不了會對外發生戰端，歐洲的民主國家政府用全民福利取代了民族主義的對外零和博弈。

人類文明演進到20世紀後，在國家維持統治格局時，中產減少，國家的政治風潮多數情況下就會右轉。以桂枝為例，上海現在的社會風潮整體是比較左的，因為歲月靜好的上海本地中產們還堅信房價依舊會大漲，他們是有餘裕激進而富有過剩同情心的，相比較，桂枝的財政崩潰區底層民眾就朝極右的方向猛轉，他們呼喚強人降臨，重塑秩序，幫他們解決所有讓他們煩惱的問題，當然他們能夠忍受自己的選擇所帶來的沈重負擔，從態度上講他們至少是願意支付成本或是有支付成本的心理準備的。

桂枝的民主人士其實是一群很有意思的兩足動物。多數自詡右派自由主義者而且堅信自己是右派價值觀的人其實真正意義上是標準的左派激進無產階級，影響到他們的多為願意釋放光和熱的白左價值觀。這些「桂枝民主譜系」下的民小、民逗、果粉和海外民運屬於最不願意自掏腰包支付成本的一幫人，當然德性也是最差的。他們在帝國體制整體右轉時，無論在海內還是海外都會成為最先被帝國連鎖反應波及的一類人。按桂枝金融業的說法他們最容易被「割韭菜」。

正如劉仲敬所說的，桂枝在西方啟蒙這塊上法國含量過多，而無蘇格蘭成分，這一結論至少在1976年以前是說得通的。蘇格蘭啟蒙對於構建共同體固然是好，但桂枝的民眾確實無法操作。1.就國家類型而言桂枝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帝國體系，蘇格蘭啟蒙只適用於單一被壓迫小民族，在桂枝尋找和篩選應許民族不是人為可以操作的；2.桂枝自清帝國解體後也無時間和餘裕讓蘇格蘭啟蒙的孢子在應許小民族身上發酵，抵禦其他帝國主義侵略時，所有小民族、小共同體都被蘇俄白手套KMT以及之後的繼任者康米格式化，統合在中華民族的大義名分之下，蘇格蘭啟蒙即使有也被稀釋到失效了，這件事上曾經努力過的陳炯明失敗了，別廷芳失敗了，閻錫山也失敗了；3.蘇格蘭啟蒙難以落地東亞大陸的最核心問題是它是一種正典，正典的特性就在於它必須是自發的，無法輸出，只有在歷史條件合適時應許民族才能頓悟，與這種啟蒙對接上脈絡。以上三點再配合桂枝多數的底層和中產的實際狀態就很好的解釋了蘇格蘭啟蒙在桂枝實在是無法展開，就算1976年以前存在過應許民族(事實上也確實存在)但始終無法比過同一生態位的競爭對手 – 激進式法蘭西啟蒙。在西方啟蒙這件事的選擇上桂枝的知識分子少有的勝過了大多數勞動人民。

但是事物往往也有例外，1976年以後沿海地區的自組織復甦讓蘇格蘭啟蒙的進程在東亞大地上出現了一絲曙光。低地吳越的宗教經紀人和太陽菩薩體制與濛昧期時的蘇格蘭長老會模式很接近。一衣帶水的日本共同體建構紮實，其佛教最大宗派淨土真宗就有類似的組織模式，淨土真宗的教團世俗外緣組織有一類「妙好人」與低地吳越的宗教經紀人在職能和組織位置上十分的類似。雖然低地吳越的這類宗教共同體表面上披著一層人畜無害的漢傳大乘佛教淨土宗外衣，但自組織度、凝結力和基盤實力要遠強於低地吳越的基督教團體和吳越寄居的伊斯蘭教團體。事實上在東亞，基督教的盤子一直就不如佛教淨土宗穩固。但吳越的佛教淨土宗本質上和其他地區的佛教淨土宗不是一種宗教，甚至可以說本質上就不是佛教，它有古越人多神崇拜和淫祀的傳承，在神秘學和儀軌這塊上又與道教、祆教、甚至基督教景教的淵源更深。

吳越在地理和民眾性格上可以被粗略的分成以平原水網地帶的「低地吳越」、海島、傳統貿易港和素有海商傳統的「海島吳越」以及山區經濟和臨海漁撈經濟為主的「高地吳越」。

通常情況下，在低地吳越的鄉村，生活困苦，階層低，失去原有共同體共濟資格的人才會改宗皈依基督教。而吳越大都市(滬、杭、蘇、甬)受到過西學東漸影響，經歷過幾次政治運動後殘存下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改開後的西化散沙民小多數信奉基督教。從本質上說無論是鄉村基督徒還是都市基督徒他們自組織度脆弱而且缺乏聯繫緊密的團契。在低地吳越、海島吳越和除溫台部分區域以外的高地吳越，有宗族和士紳傳統的具有自組織度的市鎮、鄉村，基督教徒是被社會普遍價值觀所歧視的一類人。通常宗族、士紳成員一旦入教就會被家譜消籍除名或是被士紳圈子排斥，普通人則會被周圍人所疏遠難容於鄉裡。

近年來在浙江特別是浙北低地吳越地區康米拆除基督教十字架，毀壞基督教宗教設施為何能夠進展順利，本身也是桂枝本土基督教團體缺乏組織力的反映。同樣的在低地吳越和海島吳越對傳統泛佛教、泛道教基盤地區拆除廟宇在90年代和00年代進行過數次，但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抵抗，一些地區最終沒有執行下去，另一些雖然執行了但之後在極短的時間內這些宗教設施都很快恢復了。低地吳越和高地吳越的穆斯林群體更是統戰對象，地方上的康米不但不敢拆除清真寺還幫助修建了很多新的清真寺，比如座落於杭州城東的大清真寺。各宗教基盤組織度高下立見。

雖說低地吳越的基督教團體如桂枝多數地區的基督教團體一樣自我保護能力非常弱但同樣是信奉基督教的高地吳越溫州地區則呈現出一種完全相反的狀態。

眾所週知在海外特別是大陸歐洲有眾多的溫州商團建立的社區，這些社區的僑領通常被認為是聽命於康米，是康米滲透海外的民間基層團體。事實上這一觀點放在其他桂枝僑裔身上基本是成立的，但在溫州拆毀中心地區大教堂十字架的事例則從側面質疑了海外溫州商團僑領與康米飛碟係統之間的從屬關係。

海外溫州商團早年的奮鬥史帶有自發性，他們早期能在大陸歐洲成功定植與溫州自太平天國覆亡以後海外基督教勢力在當地的滲透與傳播有一種傳承上的因果關係。這些早期以偷渡、商貿為途徑到達大陸歐洲的溫州人中有很大部份就是基督徒，一方面他們得到了當地基督教社區的幫助，另一方面他們選擇的移民地主要是非英美系的拉丁歐洲國家，這使得他們比潮汕、閩南、南粵係的移民能更好的融入西方世界。如今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已經開始積極的涉足和參與所在國的政治、經濟、宗教事務中，這與早期移民到英美的南粵、潮汕、閩南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與改開後特別是帝都廣場事件後的散沙化晚期移民形成了巨大的階級鴻溝。從共同體構建和抵禦風險的角度上來講這條歧視鏈的頂端是海外溫州商團社區，底端是晚期桂枝分子化移民。如果未來西方世界會出現排華浪潮，那麼處於這條歧視鏈底端的人將會最先受到衝擊。

事實上沒有海外溫州商團社區僑領的支持，返鄉傳教這件事是很難長久的成系統的推行下去的。在溫州地區拆除基督教建築可以視為康米對海外溫州商團的一種警告與報復，但這無疑得罪了溫州海外商團的第二代、第三代。現在海外溫州商團在溫州和其他鄰近的吳越地區還在嘗試通過海外基督教團契反向置換吳越地區的信仰版圖。這在溫州地區已經卓有成效，以全域建有近2000座教堂的成績，東方的耶路撒冷這一稱號絕非浪得虛名。目前看溫州人選擇了蟄伏，一如他們在2013年打的那場對康米銀行的漂亮金融戰役一樣。拆除十字架這一事件讓溫州基督教團契的信仰得到了強化，凝聚力得到了提升。

高地吳越的情況多為海外溫州人商團成員回家鄉向宗族、鄉裡傳播基督教福音。上海等低地吳越城市基督教團契鬆散，幾乎無法滲透到泛佛教、泛道教的低地鄉村地方宗族、鄉紳等凝結核層面。

在作為文明窪地的東亞，宗教本身在世俗層面主要是為信者帶來物質或精神層面上的現實好處，如果難以兌現，在初期傳教活動就很難推廣開來。溫州人內部信用成本極低，便於引導，溫州基督教團契多以移民、商路拓展、創業、出國謀出路等形式傳播福音，發展周邊地區的新教眾。在大眾樸素的認知中，跟著溫州係基督教團契組織有肉喫，宣教和傳教就變得比較順利。低地基督徒們近年被康米虐到幾乎整天苦大仇深的「喝青菜蘿蔔清湯」，對於殷實的低地吳越人是很難有吸引力的。而低地吳越城鎮、鄉村近期新的一波擴展也與溫州宣教組織有著一定的聯繫，組織的話語權有逐漸被溫州系取代的趨勢。

海外溫州商團在家鄉發展信眾推廣基督教的模式像極了當初為了抵抗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蘇格蘭早期教會模式。從羅馬到蘇格蘭對標從歐陸到高地吳越；傳教士面向蘇格蘭人部落的傳教對標溫州係基督教團契面向溫州乃至周邊地區宗族、士紳組織的傳教。所以姑且說，基督教與東亞宗族、士紳組織的結合有可能也是一種自發式的蘇格蘭啟蒙。那些未接觸過這種模式住在大城市裏的知識分子是想破腦袋都不會明白的。現階段的康米對此十分清楚但卻束手無策。

作為一個觀察者，筆者比較感興趣的是未來低地內生式的吳越泛佛教、泛道教的蘇格蘭啟蒙與以溫州為代表的反哺式的基督教團契的蘇格蘭啟蒙在接觸過程中是否會發生衝突；在碰撞中是否會催生出新的組織型態與新的組織模式。或許近未來的海島吳越基層小共同體倒向低地吳越模式還是高地溫州模式將會是決定整個吳越地區基層共同體組織形態與組織模式的關鍵事件。

對於吳越，蘇格蘭啟蒙的自我覺醒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這可能是吳越抵禦東亞大洪水的諾亞方舟。也為東亞大陸帶來了可能性。

（本文中的基督教泛指新教、天主教下的各類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