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商与周的那些历史过往！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商与周，好多人自然会想起《封神演义》。不可否认，《封神演义》这个神魔小说几乎塑造了全体国人对商周历史的认知。
小说毕竟是虚构杜撰出来的，并没有什么科学性与可信性。想要认知商与周的历史，还是需要站在历史的车轮上进行探索与思考。
事实上商与周的交集、恩怨，绵延上千年，远比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所描绘的更为曲折、更为悠远。
（一）
关于殷商与周的交集，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
根据《史记》中《殷本纪》、《周本纪》记载，司马迁认为，殷人始祖契（读音同谢）的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周人的始祖弃（也称后稷）的母亲姜原，是帝喾的元妃。那时候华夏民族还处于部落联盟状态，尚未形成大一统的王朝——夏朝。
夏人的始祖禹在部落联盟中担任司空，负责治水的事务；商人的始祖契担任司徒，负责教育事务；而周人的始祖弃担任司农，负责农业生产。三人堪称是当时华夏民族部落最为杰出的青年才俊。
这也是商与周最早的交集。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表，大禹在公元前2070年建立了夏王朝，契和弃分别为夏王朝下属的商族和周族首领，各自管理各自的封地。
夏代末年，当履癸（即夏桀）成为国君后，夏王朝开始走上覆灭的道路。
众所周知，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虽然文武全才、能言善辩，却荒淫无度、暴虐无道，他的残暴统治令整个夏王朝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商的君主成汤看不惯桀对天下百姓的蹂躏，联合天下诸侯推翻了桀的统治，取而代之建立了商王朝——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
同样作为夏王朝的附属部落，周的实力还比较弱小。他们的首领公刘带领周人自邰（读音同台，古地名，在今中国陕西省武功县西南）迁到豳（读音同宾，古地名，在今中国陕西省彬县，旬邑县西南一带），据说是为了躲避桀。
正如《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
后世史学家认为，周人之所以在其先祖公刘的尊称前加“公”字，其意义如同后世称“王”一样，标志着周人从公刘迁都之后，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王国。
这个时期商与周的交往没有现存文献予以记载。商、周的两位领袖成汤和公刘在面临天下风云突变的之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也分别成就了不同的功业。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商代年表，成汤于公元前1600年建立起商王朝。
现存文献资料中，在商朝前期，商与周之间的交往记录几乎是一片空白。
双方比较频繁的交往记录还要始于商王武丁时代。
随着殷墟甲骨文发现与研究，武丁时期，商对周的卜辞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可见那时候商、周双方主要是兵戎相见。比如：
“扑周”——指扑击周人；
“田于京”——指商人在周人的京进行田猎活动；
武丁时期，商王朝国力强盛。而周作为西方一个小的诸侯国，难以抵挡来自商的猛烈攻势，很快周便接受了商王朝的封爵，成为商的一个附属诸侯方国。
由此，我们还在甲骨文中看到周人向商王朝纳贡的记录，说明周人已经臣服于商王朝：
“周入十”——是指周人向商王朝进贡龟甲十个；
同样，我们还可以在甲骨文中，看到商王朝对周人征调、发布命令的记录，比如：
“令周”、“令周取”等。
甚至在商王武丁时期，还有双方通婚的记录，比如：
“妇周”——是指周人的女子成为武丁嫔妃。
这些记录也充分向我们说明，商王朝也在关注周这个逐渐在西方崛起的诸侯方国。
根据《汉书古今人表》记载，大约在商王武丁与祖庚之间，诞生了周人的另一位伟大先祖——古公亶父。
古公亶父担任周人君主期间，实施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举措，莫过于再次将周的都城从豳迁徙到了岐山脚下，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周原——周人的另一个重要发源地。
《诗经•大雅•绵》记载：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古公亶父在位期间，继续巩固与商王朝的良好关系。
但是暗地里，他带领族人励精图治，已经开始为周人崛起做准备。
除了迁都于周原，古公亶父的另一个重要举措莫过于破格安排幼子季历之孙姬昌为他的接班人。姬昌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
这其中还有一个颇为动人的故事。
这段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录的较为详细：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亡如荆蛮，文身段发，以让季历。”
当时古公亶父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即虞仲）、幼子季历。
按照当时商王朝尊崇的传位制度：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即，季历的儿子姬昌继位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古公亶父过世后，只能由太伯继位，太伯过世后只能传给自己的儿子或者传位给二弟仲雍，以此类推。
姬昌自幼就表现出非凡的贤能与睿智，古公亶父非常看好他，一心希望姬昌将来能够成为周人的领袖，带领周人开创更为宏伟的事业。
太伯和仲雍逐渐明白父亲的这个心愿，终于有一天，太伯和仲雍离开了周原，去到南方的蛮荒之地，和当地的蛮夷民族组建了一个名为“勾吴”（在今天江苏无锡一带）的部落——春秋时期吴国的前身。
正是两位兄长太伯、仲雍做出的巨大牺牲（为了彻底让位于季历，哥俩人不惜断发纹身——在宗法制度中，断发纹身的人是决不能继承大位），季历最终从父亲古公亶父的手中接过了周人领袖之位。
季历将继续秉承父亲的遗愿，带领周人继续艰苦创业、打造属于他们的辉煌——他把天下共主商王朝列为未来要超越的目标。
季历在位期间，非常有作为，不断四处征伐，扩张周人的势力范围。周边的一些方国像程、鬼方、义渠等，都被季历征伐过。
《竹书纪年》记载：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
这段记载中提到的武乙，正是当时商王朝的君主。
武乙和他的曾祖武丁一样，也是个喜欢征伐四方的君主，不过到了武乙晚期，商王朝国力逐渐衰微。
这期间，商周之间的交往依旧是友好和睦，从一些史料记载中能看出：
“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读音同决，是指合在一起的两块玉），马十匹。”
——《竹书纪年》
此外，《诗经•大雅•大明》记载了商与周之间的一段联姻：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来自商的女子任，嫁给了季历，生下了姬昌。
如此说来，姬昌身上，还流淌着商人的血液。而古公亶父之所以希望姬昌继位，一部分缘由是因为姬昌的母亲是商女“任”，身份更高贵。
因此，尽管此时商王朝国力衰微，但是远比周强大。季历仍不得不继续向商王朝俯首称臣。
不过《史记•殷本纪》对于武乙死因的记载却给后人留下很多疑团。
“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
河渭，即今天的渭水流域，位于陕西境内，理应是周人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武乙在周人季历的势力范围内打猎，结果被天空中的暴雷劈死了！
武乙这个死因，不仅惨烈，而且也很蹊跷。虽然史料没有更明确的记载，但是周人领袖季历在其中恐怕摆脱不了干系。
因为紧接着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或许可以证明这点。
武乙死后，儿子文丁继位，成为新一代商王。
文丁似乎对于父亲武乙惨死并没有什么介怀，反而对季历大力提拔，册封他为西部诸侯的最高长官——“牧师”，统管西方的军事事务。
“太丁四年，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竹书纪年》
有了“牧师”的名义，季历继续征伐四方，根据《竹书纪年》记载，文丁继位后，季历又连续发动了多次对外征伐：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虽然其中也有败仗，但是我们仿佛能够从这段记载中感受到季历在四处征伐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与得意。
这种得意与自信没能持续很长时间。
不久之后，文丁召季历到殷都，然后将他囚禁杀害。
“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
——《吕氏春秋•首时》
或许是季历的连连得胜，令商王文丁感觉到了某种威胁，而他杀季历或许和武乙惨死于河渭也有一定的关联——有可能武乙暴死于河渭河之间，正是季历安排的一次谋杀。
所以，文丁杀季历，不排除有为父复仇的因素。
季历死后，按照父亲的遗愿，他的儿子姬昌接过了由祖父古公亶父、父亲季历以及周人历代先祖为他积累下来的基业，他将带领周人，继续开拓进取。
文王继位后不久，商王朝也迎来了新一任国君——帝乙。
紧接着，商周之间发生了一次军事冲突：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太平御览》
极有可能是姬昌为了给父亲季历报仇，发动了对商王朝的讨伐。
为了缓和双方关系，帝乙采取了联姻和亲的政策。
在《诗经•大雅•大明》中，同样记载了两段商与周之间的联姻事件，分别是：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
这段描述的是帝乙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姬昌，以求两家和亲。
可见这个时候帝乙也感觉到周人在姬昌带领下，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商王朝一时奈何不了他们，只好采用最简单、成本最低的策略——和亲，以安抚姬昌。
以及另一段记载：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这段描绘了商王命令姬昌娶有莘国的女子为妻。
有莘国是早年间曾经和商王朝开国君主成汤联姻的诸侯国，与商是联盟关系。商王之所以这样安排，显然也是希望通过有莘与周的联姻，达到安抚、拉拢姬昌的目的。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商朝年表，公元前1075年，商王帝辛继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纣王。
此前，姬昌暗中不断积蓄力量，为将来灭商做准备，他的那些举动没能瞒过精明的纣王。
没过多久，纣王便将姬昌召到殷都，囚禁在羑里——历史似乎又要重演。
“帝纣乃囚西伯羑里。”
——《史记•周本纪》
关键时刻，姬昌的大臣开始想办法营救他。
“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
——《史记•周本纪》
闳夭等人用美女、宝马、珠宝贿赂纣王，终于将姬昌解救出来。
历经了羑里之难，九死一生的姬昌，获得了纣王赐给他的“西伯”爵位，可以名正言顺征伐那些背叛商王朝的诸侯方国。
利用“西伯”这个名义，姬昌加快了扩张力量灭商的准备工作。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
——《史记•周本纪》
可以看得出，自羑里复出后，姬昌紧锣密鼓地征伐周边方国，并再次迁都到丰京（今陕西西安市），扩大周的势力，加快完成灭商之前的战略布局。
姬昌在位50年，他去世后，由儿子姬发继位，也就是众人皆知的武王。
安阳羑里城周文王塑像
在世人心目中，姬昌勤政爱民、礼贤下士、善施仁德，是圣贤君主的化身，可以和历史上的尧、舜、禹、汤等圣人相提并论。由他演义的《周易》，更是中国文化之根魂。
姬昌不仅为姬发奠定了雄厚的战略基础，也为姬发积累了深厚的人才资源，当时周的麾下汇集了天下英才，包括：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等。
在周公旦、姜太公等人对姬发的协助下，周对商的包围之势已经基本形成，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
反观商王朝，情形却截然相反。
纣王任用了像飞廉、恶来、费仲这样的奸臣酷吏，却杀死了比干（纣王的叔叔）、囚禁了箕子（纣王叔叔），导致微子（纣王哥哥）等人出逃到周，几乎已经处于众叛亲离的地步。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商王朝灭亡后的一段小故事：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
历史、考古学家通过对《尚书》、《逸周书》以及甲骨文的考证，却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
学者们认为当时纣王实施高压政策、铲除异己，正是为了加强王权、打破各世族长期垄断官职的陈旧局面，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激进措施，任用一些手段强硬的酷吏。
事实上，自商王朝建立以来，它的重要职务，都固定于某几个贵族，相应地财富、权力、地方事务管理、军事管理也分散在这些贵族手中。导致商王无法实施王权，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尚书•盘庚》记载：“古我先王亦唯图旧人共政”
这个棘手的问题，历代商王都没能妥善解决。
到了商朝中后期，商王盘庚不惜通过迁徙首都以瓦解旧贵族势力，但是收效并不明显。而文治武功都达到王朝巅峰的武丁，为了提拔出身民间的傅说，尚且需要编造一些神话传说，以令众人信服。武丁之所以大力提拔像傅说那样的底层人士，也是为了制衡那些王室贵族，以加强自己的王权。
安阳当地民间艺术团体所演艺的大型仿殷乐舞《大秀殷商》之武丁拜相剧照
因此，纣王继位后，也希望通过一系列举措改变王朝用人制度，加强对政治经济的管理，加强对四周方国的控制。
为实现这一切目的，急于求成的纣王采取了极端的手段：严酷震慑打压旧贵族势力、用严格的法律制裁百姓以及对周边方国进行武力征讨、搜刮天下财富等。
这种对内、对外的高压态势，不仅得罪了与商王朝休戚相关的王室贵族们，也因为滥用民力，耗费了国家元气，使得底层百姓负担日益加重，最终加剧了商王朝内部矛盾激化。
公元前1046年，武王姬发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在大臣们的辅佐下，开始对商王朝发起了最后的攻势。
史书记载，纣王当时已经察觉到周的强大威胁，也在采取应对措施。
也恰在此时，王朝东边的东夷突然叛乱，纣王为避免两线作战，先安排军队前去镇压东夷的叛乱、巩固好东方防线，然后全身心应对周的强大攻势。
《史记•周本纪》对商与周之间的这场世纪大战记述的颇为详细：
不过关于商和周的交集并未画上句号。
牧野之战后，周人并没有急于争坐天下，而是首先追思先贤圣王，对华夏民族的先祖黄帝、尧、舜、禹的后人重新进行了分封。商人的后裔，更是被周王室以客礼对待。他们所分封的爵位是“公爵”，属于最高等级。
这些，在《史记•周本纪》、《礼记》中都有记载：
《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尧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
要知道，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姜子牙，他的封国齐国也只是二等爵位——侯爵。
在很多人看来，周取代商，充满运气成分。如果当初纣王果断处死了姬昌，如果不是纣王忙着对付东夷，而是全力应对武王的军队，或许商王朝的悲剧不会这么快就到来。
历史自然是不容假设的。
纵观商与周各自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商代晚期，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探寻到很多耐人寻味的差异。
自商王朝成立以来，历代商王无不借助神权，通过酷刑震慑、武力镇压以强制推行他们的王权意志 ，早已淡忘了当初成汤立国之初所推行的仁政。
今天，考古学家们在商代的遗址中，发现最多的莫过于王室贵族阶层所实行的人殉现象，一个商王或者贵族去世，动辄要杀死几十、上百人为他们陪葬。许多商代的宫殿在奠基之前，都会先埋葬活人作为建筑的“守护者”，其中有很多是孩童。而商王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也会把活人和牲畜一起作为祭品宰杀。更为震惊的是，许多商代的工具、兵器，居然是用人的骨骼制作而成。
透过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遗存，我们可以想象，商代的统治阶层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力，作威作福，而商代的底层人士又是生活在怎样的高压和恐怖之中。
周的君主们却更多的是提倡“仁”与“德”来感化、教育世人。
在商朝统治者残酷镇压底层百姓的时候，周人太伯、仲雍甘愿自我牺牲，将王位让给季历，确保贤能的姬昌能够继位。他们举动甚至被孔子赞誉为“其可谓至德”！
周王朝建立后，不仅善待商人后裔，周公旦在原有“君权神授”的基础上，更加凸显“德行”的重要性，他精心打造周礼，以礼制规范君主、官员和百姓的行为，大兴礼仪之风气，彰显出一股令世人耳目一新的风度和品格。
与商王朝那种粗暴、简单的强制管理相比，周王朝的统治更具有智慧、更温润、更具有人性化——这种管理文化甚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制度。
一个最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周之后的考古发掘遗址中，人殉现象大为减少了。生活在周代的底层人们获得了相对宽松、自由的生活空间。
所以，当商周双方在牧野交战之际，出身底层的商军纷纷倒戈，响应周军去对抗商王朝，也就不足为怪了。
周取代商，并不是简单地周人利用商人的国力空虚，武力夺取了它的统治地位，而是一种文化的兴替，是文明取代了野蛮，是礼制取代了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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