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基層的信仰共同體

赵一曼的家庭 作者：不详 001.jpg 陈达邦 陈达邦于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有一位叫陈琮英的妹妹，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工人，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任弼时参加革命后，于1921年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经党组织安排，陈琮英到上海于任弼时结为夫妇。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之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陈达邦于1926年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和陈达邦一起出发的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进入中山大学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马秋娃。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情投意合，于1928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改名为赵一曼。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救国时报》在巴黎发行出版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老吴先行回国。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执行任务，一等就是4年，陈达邦于1942年动身回国。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而关于自己的妻子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1953年5月，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联系起来。 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邦达的妻子李一超。1957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百感交集。 陈邦达曾为黄埔军校学员，留学苏联，熟悉印刷业务，建国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是第一套到第五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的题写者，1966年被迫害致死。 002.jpg 赵一曼与儿子 赵一曼的儿子现状如何？ 1928年，赵一曼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4月，赵一曼与陈达邦结婚。赵一曼回下一子。取名“宁儿”（陈掖贤）。1930年，赵一曼带孩子回到上海，抱孩子寄养在陈达邦大哥陈岳云家。 解放后，陈掖贤的亲姑姑陈琮英（任弼时同志爱人）找到他，送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这时，他和生父陈达邦（赵一曼丈夫）也联系上了。 1950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电影《赵一曼》很快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任弼时同志爱人）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陈掖贤已长大成人，从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妈妈李一超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却也难以想象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电影中的赵一曼。 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陈掖贤的妈妈李一超，得知赵一曼是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看到母亲在英勇就义前留给自己的遗嘱，陈掖贤一字一划地抄了下来，并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决心，一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 1955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当政府通知他去领赵一曼的抚恤金时，他拒绝了。他说：就当将这笔抚恤金捐助给国家搞经济建设。 1960年，当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陈掖贤终于忍不住，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写了饿死人的事情和党在大跃进时期所做出的一些失误决定；还把人民生活艰苦的情况以《忆秦娥》词牌填词给毛泽东。因为陈掖贤住在中南海（陈掖贤住在姑父任弼时家），陈掖贤找人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震怒。但得知写信人是赵一曼的儿子，他没有追究。后来陈掖贤被分配到机电研究院六机床厂工作。 文革中，当父亲陈达邦被康生等人诬陷打倒时，陈掖贤百思不得其解，多次提笔向康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为父亲申辩。因为对文革和康生等人不满，加之在信中提及天安门为什么只挂毛主席像等问题，陈掖贤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当红卫兵去家里抓捕他时，他翻墙而逃，在京城远郊荒野躲了10天，因饥饿和思念女儿他被迫回到单位，随后在牛棚里隔离审查。 1969年6月，陈掖贤所在的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全体教职员除少数人当干部外，全部下放当工人，陈掖贤也到了第六机床厂。此间陈掖贤的心情更加郁闷，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因陈掖贤的爱人经常住院，造成经济更加拮据。 1974年秋，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医院抢救。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8月15日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转自《老兵读史》 请键入关键字 这样走过 漫长的路 民间文本 民间书架 民间刊物 参与历史 胜于千言 阶级教育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